陕西当代文学从20世纪五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光耀中国文坛开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卢秀获得第三、第四、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其60年来一路高歌，成绩斐然。无论是就地域文学的成就还是作家群的实力以及在当代文坛的影响力而言，陕西当代文学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陕西文学何以辉煌当代？我们可以把探寻的目光投向周秦、汉唐那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对陕西作家潜在而巨大的影响上，我们也可以把目光投向外国文学对陕西作家的影响上，甚至投向陕西作家对文学那种近乎于固执而虔诚的痴迷和艰苦顽强的写作精神上，……所有这些，都是研究陕西文学不可或缺的观察视角，也会为解开陕西文学的奥秘提供帮助。在我看来，陕西文学在当代的辉煌发展，受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也是最自然而然的应该是“延安文学”。“延安文学”对陕西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所谓多层次，是说这种影响既有政治层面的，又有文学层面的。所谓多方面，是指既有文学信念方面的，又有题材选择方面的，也有文学形式方面的；既有促进文学发展的优秀因子，也有带给陕西文学的一些困扰。“延安文学”对陕西当代文学的影响，既是陕西文学赖以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和积极推动力，同时也给陕西文学发展带来潜在的隐忧。 客观地对这种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正确看待陕西文学的发展路径，认识陕西文学的优势及不足，从而推进陕西当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五四是第一个重要的标识和转折点。有了五四，才有了新文学的发展。而第二个标识则是“延安文学”。“延安文学”推动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进程。由此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有两个源流，第一个是五四，第二个就是“延安文学”。从二者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当代文学表现出的共性特点可以发现，“延安文学”的影响力显然超过了五四。〝延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它对陕西当代文学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更为自然，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陕西文学受“延安文学”的影响可谓得天独厚，近水楼台。这不仅因为“延安文学”的发生地和中心地带在陕西的陕北，还因为引领陕西当代文学的领军作家就是直接从延安走出来的。著名作家柳青在延安时就加入到了“延安文学”的大合唱之中，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在延安解放区写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成为陕西文学的代表，他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不仅为陕西文学，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光彩。著名作家杜鹏程亦是“延安文学”一分子，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成为当代军事文学的扛鼎之作。他后来所创作的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也为陕西文学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陕西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著名作家王汶石同样是喝延河水、吃小米饭过来的作家。他以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而饮誉文坛，被公认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为陕西当代文学树立起了一面旗帜，在这面大旗之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聚集了一批又一批陕西作家，他们勤奋创作，孜孜以求，不断刷新着陕西文学的新纪录。特别是柳青，其文学风格和人格魅力成为当代陕西作家的榜样和偶像。虽然我们很少见到陕西作家直接谈及“延安文学”对他们的影响，但是，陕西作家一直以来都把柳青、杜鹏程作为自己文学上的楷模来看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的创作都受到柳青的直接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延安文学”的影响。作家路遥的一番话或许代表了陕西作家们的心声：“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如何呢？”【1】(p267)显而易见，是“延安文学”催生了陕西当代文学，“延安文学”为陕西当代文学提供了发展机遇和精神动力。

“延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是一种时代潮流下的文学景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他们高昂的创作热情，巨大的创作实绩，称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亮点而辉映世界。“延安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是久远而深刻的。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文学的时代感，作家的政治、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文学信念，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追求，是“延安文学”精神的主要肉容。这种文学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陕西文学。

陕西文学所体现出的时代感，是陕西作家政治、社会责任感的彰显，也是他们文学信念的坚守。这是陕西文学对“延安文学”精神的直接传承。宜传抗战，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描绘劳动人民的新风貌，是“延安文学”的重心所在。纵观陕西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时代感是陕西文学的突出特点。以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到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风雪之夜》，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到路遥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信任》、《白鹿原》，贾平凹的《满月儿 》、《浮躁》、《秦腔》，叶广芩的《青木川》，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李天芳、李佩芝的散文，以及 60、70年代出生的陕西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贯穿的是一条反映时代生活的主线，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陕西作家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审视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并艺术地予以反映。柳青的《创业史》是反映中国农村新变革的“史诗”式小说，王汶石的“渭河系列”短篇小说，使他成为新时代、新农村、新生活的热情歌手，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生活与追求。对于作品的时代感，陕西作家的认识明确而坚定，陈忠实认为作家“笔下的人物不但要有时代的特征，更要有超越时代的丰富内涵，他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表达出自己作为一个人对这个时代的爱和恨等等。”【2】(p198)贾平凹说：“《浮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描写商州生活的作品，我试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概括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3】(p153)这些都说明，陕西作家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关注和描绘时代的风云变化。柳青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熏陶陕西作家之一，他于1951年写就的《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一文，是他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切身体会。在创作方面他提出了“三愿”，即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不脱离社会实践，写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虚构；有计划有重点地阅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指导自己的文学活动；永远脚踏实地，不急躁，不骄傲。【4】(p30——31)这是柳青的创作追求。陕西作家以吃苦耐劳而有名，他们耐得寂寞，甘于清贫，执着勤奋，心无旁骛，潜心创作，体现出坚定的文学信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成为陕西作家生命的全部，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他们抵御着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不断攀登文学的新高地，摘取一顶又一顶文学的桂冠。

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关注，塑造普通农民形象是陕西文学的特色，体现出陕西作家对“延安文学”注重农村题材和着力表现农村生活精神的继承。有文学史对“延安文学”做过这样的描述：“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解放区文学在处理作品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描写方面有其鲜明的特点。作家们很少再写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甚至也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所取替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作品中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了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角。”【5】(p453)陕西当代作家普遍具有对农村的深情。柳青从延安的创作开始，他的眼光从未离开过农村和农民，一部厚重的《创业史》，是他农村生活题材的集大成之作，他笔下所塑造的农民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王汶石的创作，致力于表现陕西关中农村的新生活和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更是站在陕西的三大地块——陕北、关中、陕南的土地上，倾其心血为三秦大地上的农民塑像，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地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陕西农村的全貌。而高建群在2009 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平原》里，讲述的是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放事，这不啻为陕西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又一部力作。陕西作家有着深厚的“恋土”情结。柳香要为新农村的创业者立传，陈忠实要写的是农村的秘史，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作品的扉页注明要将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贾平凹的《秦腔》是“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作家叶广芩，她在倾心于京味十足的家族小说创作的同时，共目光也没有离开过陕西的农村和农民。《老虎大福》、《青木川》是她反映陕西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代表作。尤其是《青木川》，在对历史的思考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上，都有新的探索。在陕西当代作家中，以农村生活为创作基地的作家占了大多数。长期以来，陕西众多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属于农村题材的作品。对此，我们可以用陕西作家大多为“城籍农裔”的出身经历来诠释，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除此原因之外，可以说，他们还明显地受到了“延安文学”的影响，若不如此，我们何以解释在现代文学中影响颇大的“乡土文学”怎么没有陕西作家的身影呢？

陕西文学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这是对〝延安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精神的继承。当时延安的作家大都是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来的作家也为数不少。身处解放区，他们首先面临着思想和观念的转变。作家们把目光开始转向农民，并且真诚地要表现农民的思想、心理、命运，因此，农村出现的新的民风民俗成为作家们创作中的新元素，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成为作家们艺术形式的主要选择，“喜闻乐见”成为文学接受的重要标尺。陕西当代文学的民族民间特色主要表现在作家们对陕西民间风土人情的抒写描绘上。柳青、王汶石、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笔下都呈现出三秦大地的民俗文化特点，在小说形式上，注重故事的编织，矛盾的交错，悬念的设置，结构的完整。在语言运用上化俗为雅，亦俗亦雅。贾平凹对古汉语的借鉴改造，使他的小说语言别具特色，独树一帜。陕西作家普遍追求淳朴的作品风格，营造派郁的民间氛围，使作品成为一幅幅风情浓郁的陕西民间风情画。体现出“延安文学”精神的印迹。

当然，在我们论及“延安文学”给予陕西文学发展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延安文学”的历史局限对陕西文学的另外一些影响。毋庸讳言，在陕西文学辉煌的背后，也日益显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隐忧。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对陕西文学存在的问题有这样的概括：“依附性大于主体性，‘时代性’大于‘现代性’，服务性大于启蒙性，肯定性大于否定性。换句话说，陕西文学普遍缺乏启蒙意识，缺乏批判精神，缺乏独立的价值立场，缺乏对‘现代性’的探索热情”。【6】(p18)这种概括，或许有些夸大和偏激，但其中所指出的个别方面也不无道理，如现代性不足的问题，批判性缺乏的问题等。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我认为与“延安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延安文学”突出的农村和农民色彩，形成了一种题材导向，似乎其它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非主流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也是如此。在当时的延安，凡是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了情感而富有抒情性的作品，都会遭到批评甚至批判。女作家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何其芳的《叹息三首》等诗作，女作家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作家方纪的《意识以外》和《纺车的力量》，丁克辛的《春夜》，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都是因为抒写知识分子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招致批评和职责。在这样的导向和氛围之下，“延安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在政治的直接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文学运动”。【7】（p456）陕西当代文学虽然没有像“延安文学”那样明显的政治推动，但它从柳青开始的农村题材一枝独秀的景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是近年来人们探讨较多的话题。农村题材是陕西作家的强项，也一直是陕西文学光耀文坛的强势所在。但这同时也是否反映出陕西文学题材的单一和作家创作的保守呢？因为在陕西文学中，有影响的城市文学作品很少见到，题材的单一使陕西文学缺乏丰富性。再者，陕西作家对农村生活的过度留恋，对苦难的一再咀嚼，难免会走进创作思维封闭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对农村难以割舍的情思削弱了对愚昧落后的批判，这应该看做是“延安文学”题材单向度突进的延伸。有论者曾直接批评陕西作家说：“‘土’‘穷’、‘原始’和‘丑陋’却成了其反复渲染甚至炫耀的审美对象。对真正‘粗’‘俗’的咀嚼和品咂，对纯粹‘野’‘蛮’的眷恋和留恋，对所谓‘淳’‘朴’的把玩和欣赏可谓深人骨髓。………对一个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而言，决不能让这种‘深情’老是感动自己，它应当提防真正‘深情’，会不会称为他抵达至高境界的障碍”。【8】(p36)这种提醒，应当引起陕西作家的重视。

“延安文学”过分提倡对新生活的赞领和作家对现实生活矛盾的躲闪，使文学的批判性缺失，这种情况由以上所述的延安时期对丁玲等作家作品的批评就可见一斑。陕西文学也表现出批判性羸弱的倾向。延安时期有关“歌领”与“暴露”的讨论，本来是文艺理论上的正常争论，但是由于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讨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即文学似乎只能歌领而不能有批判性，特别是不能有对解放区生活中矛盾问题的揭露批判。丁玲由于在小说中揭露并批判了解放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导致了“延安文学”在“歌领”道路上的阔步前行。陕西当代文学中，柳青的《创业史》有对生活苦难的叙写，但整部作品的基调是昂扬向上的，王汶石更是一个热情的吟唱者，杜鹏程的工业题材小说，亦是欢快明丽的色调。在陕西这一代作家身上，明朗的色调是其创作的主旋律。此后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在创作的初期，也表现出单纯、明朗的色调，随着创作的成熟，他们作品的色调变的沉稳而多样。陕西作家从柳青开始，善写生活苦难，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更是把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深刻揭示，着力描绘，虽然从他们对苦难的描绘中也能透出温婉的批判意识，然而，这种批判力一直比较羸弱。

“延安文学”对民族化、大众化的突出强调和追求，明朗、朴素的审美范式，使“延安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探索明显不足，陕西文学亦受此影响。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当代文学的历次发展潮流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站立在文学潮头的陕西作家的身影，这其中唯一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潮流中贾平凹成为代表性作家。中外文学史表明，文学潮流的形成总是新的艺术探索的出现并蔚为大观。陕西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相对滞后，艺术创新力不足，这是制约陕西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对此，贾平凹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有所觉察，他说：“作家要有现代意识，这是陕西作家必须突破现有水平的一大关隘。” 【9】（(p151)德国汉学家顾彬于2008年出版了他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这本洋洋40余万字的书中，作者对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从他的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对人们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南。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在他对当代文学及作家的叙述评价中，仅在列举“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时提到了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名字，【10】(p341)除此再未提及陕西的作家作品。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全书，我们能感觉到，顾彬选择所论及的，基本上是各个文学思潮中具有代表性或在艺术探索方面有创新的作家作品。陕西作家在顾彬面前受到的冷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当代文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如果不是认为顾彬对陕西文学存有偏见，那么，顾彬的看法应该引起陕西作家的深思。

注释：

【1】路遇：《路遥中短篇小说•随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3】【9】张 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淡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版。

【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5】【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6】李建军：论陕西文学的代际传承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

【8】田崇雪：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经典”匮乏的原因探析，《徐州师苑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10】【德】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本文2011年3月发表于国家重要中文核心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2期，2013年12月获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三等奖。作者李晓峰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