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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童趣的诗意开掘——李凤杰儿童小说艺术表现手法散论
时间:2023-08-22 11:16  作者:宝鸡市文联   来源:宝鸡市文联   点击:

(一)

童心和童趣是儿童认识世界和适应生活的方式,也是儿童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对成人来说,理解童心和童趣,才能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行为表达方式,才能真正成为儿童的朋友。而儿童文学作家,只有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地展示了儿童的心理和他们独特的行为方式,才能赢得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李凤杰以自己的艺术才能,给人们发掘了童心之真,童趣之美,把人们引入了童心童趣的审美殿堂。

童心和童趣是人类的天性,成人无非是在成熟的面孔下压抑了这种天性,使它不轻易在广众面前暴露罢了。但是,如果有适当机会,这种天性还会露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着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儿童文学就该把握儿童的好奇心去创作,写出他们有趣的生活。从实践意义的层面上说,童趣是儿童对成人世界生活的模仿,是他们为将来适应社会生活所进行的预演。正像小动物们之间的游戏是为练习捕捉动物必备的灵活性和技巧一样,儿童的游戏性的活动也是他们进入生活角色前幼稚的演习。这种演习过程必然有判断上的失误和操作上的失手带来的损失或灾难以及深深遗憾,但这些都会是儿童宝贵的人生经验。成人们往往会忽略儿童童趣的意义,把童趣造成的损失看作儿童的过错,忘记了自己先前的经历而给以不失当的惩戒(适当的惩戒是让儿童记取经验教训所必要的),甚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阻止对儿童来说是富有意义的冒险或实验,以致对儿童的心灵和个性的完善发展造成伤害。

李凤杰是懂得儿童心理,了解儿童需求的。他以自己的童年经验和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分析,看到了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对儿童个性发展的消极影响,看到了中国家庭教育的简单粗放,因而对儿童有了推已及人的体恤和关怀,他充分展示那些在儿童看来十分有趣,而粗心大意的成人感到幼稚的儿童行为,从中揭示出富有意义的主题,使得不太起眼的儿童生活显得有声有色,有血有泪,兴味盎然,让人警策而产生会心的笑意。

(二)

把童趣放到成人世界的生活现实中去展现因它造成的遗憾、过错,是李凤杰儿童文学作品特别侧重的一个表现视角。作者意欲通过他的描写让成人对儿童因童趣造成的过错给予同情和理解,给儿童的成长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说明,童趣的过失是儿童由幼稚走上成熟必需的经验过程。

“过家家”,是青梅竹马时期的男女儿童间常玩的游戏,这种游戏是异性儿童之间对成人嫁娶这种隆重热烈场面以及家庭生活某些做法的模仿,寄托着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也是他们排遗寂寞的游戏方式。李凤杰在短篇小说《月儿》中,把“过家家”这种童趣写得活气扑面:“她往头上盖上块方巾,眼角抹湿,装着啼哭。我一揭‘盖头’,她就格格地笑了……。“我”和月儿两小无猜,都有好感,但这只是儿童意义上的互相喜欢,还上升不到“爱情”层次。两个儿童通过“过家家”表达着对对方的喜欢之情,月儿装模作样的表演中透出毫无羞涩之感的稚情童趣,显示了儿童的游戏美。但这么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却整日受着后娘的虐待折磨,她对美好婚姻的期盼只能在孩子的游戏间表达出来,在现实中她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李凤杰的作品中,还有两个童趣写得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一是“我”和月儿牵着毛驴去接月儿的姑姑,路上,两个孩子为了打发单调的行程,比赛“闭着眼晴牵驴走路,看谁牵得时间长”。事件本身要引发出的结果意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作者捕捉住了儿童心理和行为的表现方式,并把它用文学固定在纸上。闭着眼睛行路,是儿童检验自己能力的方式之一,这是儿童都有过的人生经验,把这种人生经验在特定的生活情景下写出来,这是李凤杰文学秉赋的体现,他把人生经验提升到了审美层次上。虽然,由闭眼行路引发的后果是:丟掉了驴鞍上搭放的被子,月儿回到家中被她爹毒打了一顿,并打断了一条棍。然而作者似乎并不因此而否定童趣带来的欢乐,而是遗憾由于专心游戏而造成的不可弥补的过错。

同样的因实验性的童趣而造成过错的情节还有《针眼里逃出的生命》中“我”和哥哥的一段故事。作品写“我”一次和哥哥在磨面。“我”忽然出主意说:“把蒲篮放在磨道里,看牛戴着眼罩绕得过去不?”〝哥哥也觉得有意思,和我把蒲篮拾到牛腿前,牛站着不动,我拿牛鞭子在牛屁股上狠狠抽了一下,牛拾起前腿,扑通踏进蒲篮,踩中罗儿中心,丝地一声,罗儿的铜丝底子扯成两半。”在成人看来无需去证明的道理,兄弟俩却出于 童心童趣的驱使,要证实一下,结果让牛踩破了借以养家糊口的罗儿,害得父亲要卖地,两个人也换了一顿打,不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深深的遗憾,还使“我”走向成熟。作者写道:“这天夜里,爹不住翻身、叹气。我和哥哥也是怎么也睡不着。我望着青色的窗外,看着星斗外慢悠悠地在空中浮动,我便想象,那是娘的眼晴,正在遥远的地方,望着不懂事的我俩,望着愁苦煎熬的爹爹。我耳边似乎又听见了娘临终前的叮咛:“听爹的话,甭惹他生气,长大成人…”我的眼泪忍不住打在枕头上,耳膜里便响起鼓钟般的鸣音。”

这里,作者借着惹祸的童趣一方面表现农村儿童贫乏的童年生活:他们既没有玩具供他们玩耍,也没有人指导他们游戏,他们只能通过“过家家”或夏日在池塘中戏水等方式满足自己游戏的需要。同时,人探素世界和验证自己能力的好奇心驱使,也使他们只以比赛看谁闭着眼睛牵驴走的远些,罩着眼睛的牛能否看清眼前的障碍这些实验性童趣中增加了人生的经验。作者是带着同情去写这些童趣的,尽管这些童趣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但满足了儿童好奇心,积累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三)

童趣既是儿童认识人生并预演人生的方式,那么童趣就不仅有实践实验意义,也有丰當的人文内涵,开挖童趣中人文内涵,也是李凤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又一着墨点。

在李凤杰所写的童趣中,其中一种就是儿童“比富”(比好)的心理和行为,这种心理和行为表现在从自尊自负的心理出发,对儿童自我及其家庭、村镇的肯定,反映了儿童自尊意识的形成及不甘人后的竞争态度,是自信力的体现。人类在进化竞争中发展的历史,给了人文化意义上的不甘示人以弱的争强好胜的心理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儿童身上通常是在相互交往中以自己的家庭所拥有的玩具、物品等来显示自己的富有,以便在心理上战胜对手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财富、地位、稀有物品等等在成人的世界里是人的骄傲的资本,同样,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的儿童及儿童之间,也常常以此为心理上压倒对方的武器,这种行为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美学内涵。

李凤杰在《宝魂》里,把儿童“比富”的童趣这一生活现象纳入到审美的范畴,小说中的“我”每到外村去走亲戚,和陌生的伙伴比〝好”时,“我”总是拍着胸脯伸出大拇指说:〝我们村有宝槐,你们村有吗?“宝槐’成为“我”在心理上战胜对手的法宝。在中篇小说《针眼里逃出的生命》里,小主人公同样不甘在财大气粗的财东娃跟前示人以弱:“财东家的值钱娃,坐在我旁边,一件件向我夸燿铅笔、小刀、本子。我记起爹买有一锭墨,就想和他比一比。”是儿童间的攀比和不甘人下的心理,造成了两个儿童间的心理较量。当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小主人公不懂得出入教室要向先生“报告”,私自离开教室回家取墨锭,被杨先生在头上用教鞭乱敲打一顿,打得黄水疮痂破裂,满头血水浓汁往下淌。一个“比好”的事件,写出了童心童趣和人情世态,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发现童趣,展示童趣的美,是儿童文学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没有童真童趣的所谓儿童文学,不可能赢得小读者的喜爱,因为这些作品远离了儿童的生活实际。李凤杰的儿童文学用力去切近儿童生活,去展示儿童生活的童趣美,童真美,他写了“我”和同学躲在菩萨殿里用尿泥给石柱上的男孩重新捏上小牛牛,用针尖在灯光上爆玉米花,夏夜里去野地捉荧火虫,孩子们站在池塘边上老槐树平伸到水面上的树枝上跳水等等让人兴奋的童趣童乐。他也不回避儿童生活中的“恶作剧”现象,把儿童的“恶作剧”行为看成童趣的另一种方式。

“恶作剧”从道德意义去评判,并不是值得肯定的行为。“恶作剧”的行为发生在儿童身上其心理动机往往是出于报复的目的和在弱者身上寻找“快活”,满足游戏心理的需要。因为儿童从在社会的位置看是弱势者,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去抗衡他们面前各种强大的因素带来的压力,无法面对面与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较量,这时,“恶作剧”就成为他们反抗的方式。这种方式,无论对人们从道德尺度上判定的“好孩子”和“坏孩子”一样,都具有同一性。

在表现教育改造少年犯的长篇纪实文学《还你一片盛天》里,作者同样注意从童心童趣出发去写那些儿童的故事。卞惠想报复与他继父相好的女人,“他想提把大斧子,把这个坏女人家的门给劈了,他想放一把大火,把这个女人的房于给烧了”。但是,作为一个儿童,他无力实现这个目标,他只能用“恶作剧”的办法表示自己对那个女人的报复心理,他在一个傍晚,跑到这女人的门前去拉了一堆屎。他又想抓几个青蛙,晚上从那个女人家的窗户扔到她的床上去,把她吓个半死。他也想惩罚那个与母亲离了婚的生父及其他的家人,他想去打他们一顿,但自己力气太小,根本就不是父亲的对手。他想给父亲的面缸米袋里投毒,但不知毒药怎样才能弄来,又怎样才放得进去,他想把他们家的电线弄断,让他们全都触电死亡……卞惠的做法和心里的设想,都是儿童水平的“恶作剧”的报复手段,是弱势者选择的报复武器。李风杰深入解了儿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才糖确传神地写出了儿童“恶作剧”行为的心理机制和表现方式,给人以审美的体验。

(四)

李凤杰对童心童趣的诗意开掘还表现在他对童言童谣的刻意采撷和展示上。童言无忌。儿童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没有成人城府和虚伪,凡事都爱打破沙锅问到底,通过对童言的透析,可以在童言与成人的话语两个不同的语言层面的对比中,揭示童真和成人世界的许多假面具,获得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中《婆婆与神》一章是李凤杰写童言无忌最精采的一章,其中一段写道:

我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问婆婆,你为啥给红纸条磕头?“那是封的神位!”婆婆停住佛珠,说,“神位两边的红对联,是父爷在世时写的,‘无物可酬天地德,全凭早晚一炉香’,神的恩德大得很哩?人都是有罪的,到世上来受苦,给神烧香叩头,就能消灾免难,过好日子,死了上西天!”我忙问:“上西天能吃上白馍吗?”婆婆说:“能!能!。”一听能吃上白馍,我有兴头,继续问:“西天在哪儿呢?”婆婆说:“在天上!。”我又问:“能住人吗?”婆婆说:“住神呢!”我不懂婆婆嘴里的神,照自己能看见的人,问个没完没了:“神为啥看不见?”“神不吃不喝吗?”“神娶媳妇吗?”不知是婆婆答不上来,还我问得跑了调儿,她很不高兴地说:“甭胡说咧!神就是神,不是人。说了神的坏话,害头疼?”我吐吐舌头,不敢问了。

婆孙两人,一个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一个是天真无邪不知神为何物的蒙童。作者意在通过“我”无忌的童语来消解神的权威,揭示它的虚无性,而〝我”正是用人的世俗生活来诘问神的生活,使根本不敢去用人的世俗性去比附神性的婆婆以恐吓结束了关于神的对话。在婆婆心目中,神的吃喝、娶亲等问题都是忌讳去提出谈论的话题,心中早己铸就对神敬畏使她根本无胆量去诘问神的生活。而儿童却可以在没有任何敬畏的心理基础上去依照现实中的人去探同神的究竟,使神在无答案中显示出它的虚无来。作者以其写作智慧,把破除迷信通过童言无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其字里行间闪现着儿童的天真,给人以幽默感。

童滛是李凤杰构成童真童趣的重要媒介。童谣是儿童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它以口语化、形象化、韵律感及谜一样的底蕴,受到儿童的喜爱,经过干百年传承的童谣(口谱)往往有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也有童话般的丰富的想象力,它是儿童从母亲怀抱里就开始接受的一种文化熏陶。比如哄孩子睡眠时用的催眠曲“噢,噢,快睡着,猫儿来了揭被窝”,就给孩子营造一种与宠物共眠的温馨的气氛;短篇小说《月儿》中,在每一节里,作者都选用一首口谱,以映讨人物的命运。这些口谱,继承《诗经》的赋比兴手法,高度凝练概括,通俗中又不失含蓄。如“房檐水,响叮当,黑面馍馍泡菜汤。手端菜汤好凄凉,沮珠打在石板上。”写出了穷人生活的凄苦。“咪咪猫,上高窑,把你妹妹给我哥,我哥嫌她有垢痂,格宁格宁又走啦。”写了男女择亲中对不讲卫生的女子的挑剔。而“九九八十一,穷汉顺墙立,冷是不冷了,单害肚子饥”则以白描手法,写了经过严冬又遇春荒的穷苦人生活情形。这些被儿童继承传诵的童谣,实际上成为儿童认识人生,体验人生的启蒙教材,同时,也微发了儿童自身的创造力,如《鬼窑记事》中的“干老婆,吃煮角,一煮煮了八马勺………,和“豁豁牙,露气儿。吃你舅的臭屁儿”、“笋瓜头,长又尖,帽子像个灯碗碗”等,都是儿童在童谣的影响下,自己的创作,这些创作无疑使儿童生活的趣味性得到了加强。

(五)

李凤杰对童真童趣的诗意开掘,还表现在对儿童感兴趣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情风俗等选择和使用上。沉积着周文化丰富内涵的文化景观和经过多少代人加工润色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常常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扩展了他们的思维想象空间,培育了他们的善恶观。儿童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信心也多是通过接触和认识自己的文化环境和历史传说中人物的事迹而得以构建。

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特别是神话和传说中神奇超凡的人物能给儿童带来精神的愉悦,这是《西游记》比其它中国名著更为儿童所接受的原因。处于弱势阶段的儿童,更渴望获得超凡的神力来使自己达到生活欲望的满足。

出于满足儿童对趣味性的需要,李凤杰不但在作品的题目上精心选择,如把《在磨难中成长》更名为《针眼里逃出的生命》,把《在无声的世界里》更名为《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通过更改题目,点铁成金,增加趣味性、神秘感,同时,在作品中引入了许多表现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歌领民间英雄的神话和传说。如轧面伯讲的“十七的生了个十八的“故事,高姑的传说,神灯传说,忠义狗神庙的传说,这些传说除了作品的趣味性,也以他们各自健康的人文内涵成为儿童的精神资源。

在趣味的氛围制造上,李凤杰选择描绘了具有浓郁乡士色彩的一些民间风俗,如“拜干大”、“镇邪”、“下神”、“送鬼”、“叫魂”等等,显示了乡士文化风俗中迷信、神秘的特点。而对“鬼窑”的描写,一方面写了不怕“鬼”的河南干娘的善良,同时又从儿童的心灵的眼睛里写出了她的大胆,给怕“鬼”的儿童以心理的镇定。作品深层用意则在于说明现实中人们的落后意识和观念比“鬼”更可怕。《针眼里逃出的生命》中写小主人公的弟弟出生时,为了防止他被“偷尸鬼”勾去魂魄,人们在他的身边放上了布老虎、石狮子、轧面刀,在产房上放上黑驴蹄子,在产房门搁块大石头。石头一旁钉着经布用“老橛”,上面戴着一顶明晃晃的犁铧,门帘上拴上了长长的麻丝和一络红布条。这此“镇物”的设置,构置了-—个戒备森严的生产环境,让人们增长了见识,体验到李凤杰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原载《小说评论》2001年1期。作者曹斌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文艺评论学会第三届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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